缅怀大师 开拓未来 ——“余绪缨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暨余绪缨教授诞辰86周年纪念会”在厦门大学举行
发布时间:Nov 16, 2009     浏览次数:13226     【打印此页】  【关闭窗口】
                           
 “改革开放三十年,风雨兼程步履艰。理论创新与时进,管理会计驻前沿。学术活跃百花放,专著多多高精尖……”。2008年10月11日下午,“余绪缨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暨余绪缨教授诞辰86周年纪念会”在厦门大学举行。会上,中国成本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郑艳新用以上诗作来缅怀和纪念余绪缨教授。
余绪缨教授,我们景仰的余先生,19228月出生于江西靖安。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中国现代管理会计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45年余先生毕业并受聘于母校厦门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一生从事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漫长学术生涯。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始终坚持站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刻苦钻研,博采众长,独立思考,逐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并取得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学术成果。先生的研究领域相当宽广,主要涉及会计基础理论、成本、管理会计、企业理财、管理学等领域。从70年代开始,他从无到有,在我国率先致力于“现代管理会计”这一新兴学科的引进、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开拓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富有开拓性的成果,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在我国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
2008年10月,在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国管理会计领域的学界和业界泰斗齐聚厦门大学,缅怀先生,研讨先生的学术思想,共商管理会计发展大计。整个研讨大会按“余绪缨教授管理会计基本理论体系”、“余绪缨教授管理会计理论的应用”和“广义管理会计体系”等六个主题展开。
作为常与先生进行科研合作的身边弟子,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傅元略教授首先对余先生的管理会计基本理论体系做了一个简单总结。他认为余先生对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建立了“控制现在,筹划未来”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这一点又可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先生超越西方管理会计理论框架的约束,创立了先进的管理会计理论框架,提出了“解释过去,控制现在,筹划未来”的思想;其次,先生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并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后,先生注重研究东方智慧与西方管理会计理论融合的问题。第二,将管理会计由支持经营决策发展到支持战略决策。先生1997年在会计研究上发表的文章《简论〈孙子兵法〉在“战略管理会计”中的应用》就指出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所隐含的管理思想与西方国家刚刚兴起的战略管理会计存在相通之处。第三,推进管理会计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和智本管理的发展。第四,提出了知识经济环境下管理会计的创新。
当然对于余先生博大精深的管理会计学术思想体系的总结和提炼,正如傅元略教授所说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课题,得靠管理会计界同仁们共同去研究、共同去发掘。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见解。余先生师培养的第一位女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胡奕明教授认为,先生的管理会计学术思想体系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先生奠定了管理会计的学科基础,统编了管理会计典范教材;第二,先生能够始终紧跟或走在管理会计学科发展的最前沿;三、先生能在思想上不断的提炼升华。
不管对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如何去理解,但凡先生的弟子,无不对其所倡导的人本管理和智本管理有着深刻的理解。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于增彪教授回忆说,余先生特别强调人本会计和智本会计方面,先生在最后10多年里一直强调管理会计必须“由技入道”。所谓的“技”就是很多人所认为的会计是一种技巧,而所谓的“道”,就是“管理会计人文化”。先生主张在研究中,不仅引进现代社会科学各种理论和方法,而且特别引进以文圣孔孟和武圣两孙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教学中,不仅使用数学这种“科学的语言”,而且要传授伦理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精神,使学生文理并举、德才兼备;在应用中,不仅精通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法,而且更要精通如何透过方法、透过数据发现当事人的行为,以择善弃恶,趋利避害,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作为余先生培养的在职申请博士学位的学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张明明教授,则从高校教师管理和科研成果考评的角度独到的阐释了先生的人本管理和智本管理思想,彰显了先生所倡导的人本管理和智本管理思想的广泛适用性。
此外,先生对管理会计理论的一个卓越贡献,是在80年代中后期率先富有创见性地提出包括微观管理会计、宏观管理会计和国际管理会计三个模块组成的“广义管理会计”新体系。其中,“微观管理会计”是从企业的角度看问题,包括“微观投资决策会计”和“微观经营会计”两个组成部分,从微观上研究如何为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体现在项目的投资效益上)和使用效益(体现在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经营效益上)提供有用信息;“宏观管理会计”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问题,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经济信息系统,包括“宏观投资决策会计”和“宏观经济会计”两个组成部分,从宏观上研究如何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为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建设项目从国民经济看的投资效益)和使用效益(项目建成投产后从国民经济看的经营效益)提供有用信息;而“国际管理会计”则是适应当代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研究如何在跨国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与使用效益提供有用信息,它是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跨国经营活动的环境和条件进行具体运用而形成的一个新领域。“广义管理会计”体系的研究突破了国内外现行管理会计研究仅限于微观管理会计的局限,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来看都属于首创,居国际领先地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于增彪教授记忆犹新的说,他曾就模块间的联系求教余先生,先生除解答其问题,还提示他说,这个体系还有扩展空间。嗣后于教授悟到:似应再增加一个“国家集团”基础,建立真正的Mega-Accounting(于教授暂将其译为“巨无霸会计”)。深圳大学熊楚熊教授则以美国次级贷款引发的“金融海啸”为例,就宏观管理会计如何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决策提供支持进行了实例分析,增强了大家对“广义管理会计”体系的感性认识。
然而,管理会计理论是始终需要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深化、发展。关于管理会计理论的应用问题,余先生培养的第二位博士,中化集团总会计师陈国钢现身说法,深有体会的指出,虽然在大学所学的管理会计知识更多意义上都只是一种理论知识,但管理会计的思想与实践是相吻合的。作为公司的管理者在实践中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运用管理会计的思想。他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从预算作为一种公司内部资源配置的手段,以及预算作为一种风险管控的手段等方面,生动的说明了管理会计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随后又详细论证了余先生在近年所提出的人本管理和智本管理思想在管理实践中的运用。在此基础上,陈志升博士以自己最近所作的一个项目收购决策为例,说明了机会成本、边际成本、沉没成本及现经流量等管理会计基础概念在实践中的重大意义。两位业界人士的精彩发言让所有在座的人对管理会计的应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理论与实践都并不是静止的,它们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人去开拓、去发展。对于如何发展管理会计以及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胡奕明教授亦有自己独到的观察眼光。胡教授指出,现在的管理会计学科似乎是处于一种迷失状态。一说到管理会计就会想到人力资源管理、生产管理、战略管理等等,找不到管理会计的学科边界在哪里。但她认为管理会计跟财务会计不一样,管理会计涉及的面很广,需要与其它各种学科相结合,管理会计的存在就应该体现在与其它学科的相结合当中,所以这也是管理会计学科发展所应该厘清的一个问题。然后胡教授又结合自己指导MBA硕士研究生的经历指出,来自实务界的学生想结合自己的业务实践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竟然找不到一本可以指导的理论书籍。尽管我们理论界的同仁们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但我们的理论研究竟然不能为企业实践提供任何理论支持,也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来为企业实践提供指导。所以她认为在余先生求真务实的学术思想指导下,现在是时候该反思我们浮躁的学术研究风气了。
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的会计教育家,自194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直到人生最后一刻都没有离开会计教学的第一线。与很多老师一门课程一个教案用一辈子的做法完全不同,余先生所讲授的管理会计内容总是与时俱进,着重阐述本学科国内外的最新发展动态和主要成就。胡奕明教授对此印象最深。她感触地回忆说,在自己追随先生的求学期间,最早是读硕士时就开始听先生讲授管理会计这门课程,先生最初讲授的是执行会计和决策会计;到95年攻读博士学位时,先生的教学中就开始研讨ABC/ABM,平衡积分卡和组织行为等这些在当时较为前沿的东西;时隔两年,到1997年时先生的课就多了一块新的内容,把原来所讲的内容都放在了管理控制系统这一模块下,并开始向战略管理会计推进,将管理会计与企业的战略结合起来。1998年胡教授博士毕业了,到后来在先生家再次聆听先生讲课时,先生已经把管理会计的研究上升到了文化层面了。先生的与时俱进、高瞻远瞩正是其成为大师,并为后人景仰的重要原因了。
余先生素以治学严谨而著称,他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做学问,自己更是带头严谨治学,他的身教言传在学生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吕长江教授在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时说,余先生在课堂上总是鼓励学生去做创新。正是在先生的鼓励下,吕教授竟然撰写了今天看了都汗颜的硕士论文“论数学和管理会计”。先生鼓励创新而又求真务实的精神,不仅一直激励和鞭策着吕教授,也成为了吕教授传道授业的标准。在实证研究和教学中,吕教授告诫学生一定要尊重数据、尊重事实,当实证结果与预期有出入时,能改的应该是自己的想法和实证的模型,而不是实证研究的结果,这是研究者所应坚守的底线。同时受余先生的影响,吕教授强调实证研究应当考虑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不能简单的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和模型。比如信息不对称理论、代理理论等都应置于中国的文化背景之中去考虑,方能使研究具有更强的实际意义。
先生离我们远去已一周年,但先生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逝者已矣,来者可追。斯人虽逝,思想长存。愿大师在天国安息!
(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傅元略 曾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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