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业绩的价值相关性研究---以每股社会贡献值为例

肖序¹  许松涛^1,2  万红艳¹

（1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5；2 九江学院会计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Xiao Xu  , Xu Songtao and Wan Hongyan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Chin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作者介绍

肖序：（1954-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环境会计、循环经济及财务成本管理

联系电话：（0731）2656443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中南大学商学院  邮编：410083

许松涛（论文联系人）：（1973-）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九江学院会计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

联系电话：013767255091

Email：songter@139.com

通讯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前进东路551号九江学院会计学院   邮编：332005

万红艳:（1975-）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美国项目管理协会注册项目管理师（PMP）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业绩的价值相关性研究---以每股社会贡献值为例

【摘要】 在对2008年度首次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指标的上市公司之研究发现：公司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社会成本的信息披露比例最低、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存在着范围、口径不一等问题。另外，使用价格和报酬模型，分别对每股社会贡献值及其组成部分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投资者已将社会责任贡献值这一总体社会责任业绩信息，纳入到对股票的投资决策中；每股社会贡献值与股票定价和回报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是，投资者并没有利用公司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具体贡献（对债权人的贡献除外）的信息。

【关键词】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业绩  每股社会贡献值  价值相关性

一、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其外部动力，有来自相关国际组织的推动，如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亦有来自我国政府相关机构的引导和要求，如2006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7年福建证监局要求辖区内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的通知、深交所和上交所对部分类型上市公司2008年年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要求等强制性或引导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以上交所上市公司2008年年报披露为例，总计290家公司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其中属于上交所指定需强制披露的上证公司治理板块230家、金融类21家和境外上市50家，属福建证监局辖区内需强制披露的公司14家，合计共268家；自愿披露的公司22家[1]。上述数据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以相关监管机构的强制性披露为主。另外，为了引导着投资者将资金投向社会责任业绩优良的企业，旨在鼓励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活动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深交所和上交所分别构建了相应的社会责任指数（如泰达环保指数和社会责任指数）。那么，监管机构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等活动是否得到市场的认同？能否引导资金向社会责任业绩好的企业配置？进而引导上市公司积极从事社会责任活动呢？

上交所为推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要求属于三类的上市公司在2008年年报披露时，同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并可在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每股社会贡献值指在公司为股东创造的基本每股收益的基础上，增加公司年内为国家创造的税收、向员工支付的工资、向银行等债权人给付的借款利息、公司对外捐赠额等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额，并扣除公司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社会成本，计算形成的公司为社会创造的每股增值额，从而帮助社会公众更全面了解公司为其股东、员工、客户、债权人、社区以及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真正价值。社会责任贡献业绩的量化指标在全球尚处探索阶段，好的量化指标将有助于投资者及其利益相关方进行企业社会责任业绩的横向和纵向比较。那么，上交所推行的每股社会贡献值这一社会责任业绩指标是否能得到投资者的认同了？是否会将该指标纳入到投资决策中？本文就此问题，旨在以每股社会责任贡献值为例，研究这一社会责任业绩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以经验证据，为监管机构推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决策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

在社会责任业绩与财务业绩的研究中，对财务业绩的计量，有基于会计和市场的两种计量方法。基于会计的计量用ROA、资产增长率和营业收入等指标表述；基于市场的计量则使用股价、短时窗的超额收益率或长时窗的年收益率表述，其实质是研究社会责任业绩的价值相关性。两种计量方法分别侧重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即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盈利的关系，还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是否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或回报率。McGuire 等(1988) 在分析上述两种计量方法中指出：由于会计程序方法的不同和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基于会计的计量可能是有偏的；基于市场的计量，则不太受会计原则和盈余管理的影响，反映了投资者对企业业绩的评价和期望。本文限于篇幅，将研究限定在企业社会责任业绩的价值相关性上，即企业社会责任业绩是否影响股票的定价或收益率。

对企业社会责任业绩的计量，关键是选择合适的计量方法(Margolis 和Walsh， 2001)。在美国，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业绩评价机构较发达，学术研究常引用诸如KLD等社会责任推行机构的评分，作为对公司社会责任业绩的计量（如Harrison 和 Freeman，1999；Brammer 等，2006；Cho 和Patten，2007；Mahoney 和Roberts，2007；Laksmana 和Yang，2009）。作为设计多米尼400社会责任指数的KLD，从五方面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评分：即环境、社区关系、雇佣关系、机会平等和消费者关系等。与KLD评分指标类似的还有如以Fortunne等机构对各公司评价的声誉指数作为社会责任业绩的代理变量（如Cotrill，1990；Herremans 等，1993）。但专业社会责任评价机构在我国起步较晚，无论是从评价的对象数量还是时间跨度上，都较少见。

除利用专业机构的评级评分作为社会责任业绩的代理变量外，通常的研究，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对社会责任业绩计量的资料往往来自企业公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通过对公开的社会责任信息，按一定标准进行处理并予以量化，作为社会责任业绩的代理变量。因此，现有社会责任业绩与财务业绩之关系的研究，往往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如对社会责任业绩进行计量最为广泛的内容分析法（如Patten，1990；Roberts，1992；Herremans 等，1993；Branco 和Rodrigues，2008；Grosser 和Moon，2008）。通过对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内容进行分类，研究人员自行设计标准，进行打分，综合得出社会责任业绩的定量标准。内容分析法简单易行，分析对象的范围广，但在分类的确定上存在主观性；在分值的确定标准上过于简化，不能有效区分信息披露的程度，不能反映出公司试图重点披露的项目(Zéghal and Ahmed, 1990)。

除利用公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处理外，还有依据其他各种信息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业绩，如在企业环保业绩的研究中，采用如TRI污染物排放数量指标等作为环境业绩的代理变量(如Perlin 等，1995；Patten，2002；Al-Tuwaijri 等，2004；Clarkson等，2008)。但是，TRI指标是针对300多种污染排放物统一按容积计量，不考虑各自的危害性的权重，不能有效地作为环境业绩的代理变量(Ilinitch 等，1998)，更不能扩展到社会责任业绩。

上述利用企业公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处理，并以此计量社会责任业绩，还存在如下不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能成为企业印象管理的工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描述的形象可能是有偏的，往往与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会责任活动和影响不同（Unerman 和O’Dwyer，2007）。如果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能全面客观反映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则上述计量方法并不能有效地表述企业的社会责任业绩。

 在社会责任业绩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研究上,最早由Moskowitz(1972)对14家公司的社会责任业绩与股价变化，以1972年的数据,用声誉指数作为社会责任业绩的代理变量，发现社会责任业绩与股价变动正相关。而Vance(1975)利用1972-1975年的数据，用与Moskowitze(1972)相同的方法，却得出相反的结论。Herremans 等(1993)研究了美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在1982-1987年的社会责任业绩的市场反映，以财富公司评价的声誉指数为社会责任业绩的代理变量。研究表明：良好的声誉与低的公司市场风险高度相关。Hassel 等（2005）研究了瑞典上市公司的环境披露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环境业绩采用Caring 公司研究中心的环境业绩评分数据，结果表明：环境业绩在基于扩展的Ohlson模型中具有增量信息含量；环境业绩与市场价格之间呈负相关的关系。Lin 等（2009）利用2002-2004年的数据，研究台湾33家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业绩之市场反映，以慈善支出及其排名作为社会责任业绩的代理变量，使用三年期的五个指数：Jensen、修正的Jensen、Treynor、Sharpe和MCV指数来表述市场的反映。结果证明：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高社会责任业绩公司的投资组合，其资本市场收益率要优于低社会责任业绩公司的投资组合，即从长期看有着显著性的市场业绩优势。

我国内地在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研究上，陈玉清和马丽丽（2005）检验了市场对全部A 股公司2003 年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反应, 使用财务报表中的会计数据中提炼出政府、职工、投资者和社会所得贡献率四个社会责任指标，与股价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社会责任信息与年报公布后一个月内的平均股价都不显著相关。该文的模型不足在于：没有控制会计盈余等指标对股价的影响，没有将对股东和对债权人的贡献作区分，将环保支出仅当作对社会贡献的正面组成部分，未考虑环保支出的不同性质；李正（2006）以上交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问题。社会责任业绩采用内容分析法打分，用Tobin Q值作为企业价值，研究结果表明：从当期看，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企业价值越低；沈洪涛和杨熠（2008）采用报酬模型，以1999年到2004年在国内上市的石化塑胶行业公司为样本，使用内容分析法，观察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所引起的股票价格变动。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其披露的数量和质量与股票年市场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宋献中和龚明晓（2006）则以问卷调的形式，对会计年报中有代表性特征的17条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价值和公共关系价值进行研究，发现在决策有用性方面, 这些社会责任信息被专业人士认为可能没有价值或没有价值。该研究的不足在于：被调查者主要为会计专业学者，有效回收问卷数量过少（59份）。

由上可知，企业社会责任业绩有没有价值相关性，及与基于市场计量的财务业绩之间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其原因，是否是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还是缺乏可以利用的数据（Ullmann，1985）? 或缺少合适的社会责任业绩指标呢？鉴于每股社会贡献值为上市公司首次自行披露的社会责任业绩量化指标，本文拟以此指标，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业绩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三、研究设计

对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检验常使用两种模型：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 Kothari和Zimmerman，1995)。报酬模型源自于信息观，判断新增的信息是否会影响股票价格的变动。早期的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研究，即采用股票的超额收益率和未预期盈余来构造报酬模型，在较短的时窗（信息披露的数天内）内进行研究。但其回归方程的拟合度非常低，仅在2%-5%之间（Lev，1989）。而Easton 和Harris (1991) 则使用长时间窗口的收益率（一般为一年）作为因变量的报酬模型，认为这样的模型比其他模型更合理；价格模型则源于Ohlson 模型（Ohlson，1995）和Feltham-Ohlson模型(Feltham 和 Ohlson ，1995)的扩展。Ohlson模型通过清洁盈余关系假设，在净资产账面价值、剩余盈余与股票的内在价值之间建立关系，推动了会计信息计价观的发展。

对与会计有关的信息和非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研究，亦在上述价格或报酬的扩展模型基础上进行的。如运用价格模型进行各类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的有：Amir 和Lev(1996)对无线通讯行业的非财务指标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Deng 等(1999)对高科技公司，以专利引文为研发业绩的代理变量，分析研发活动的价值相关性；Hassel（2005）对环境业绩的价值相关性研究等；邵红霞和方军雄（2006）对无形资产明细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于鹏（2007）对IPO公司的预测盈利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郝臣(2009) 对公司治理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

用报酬模型进行研究的有：Riley 等（2003)对航空公司投诉率、市场占有率和吨公里等非财务业绩指标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沈洪涛和杨熠（2008）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价值相关性研究；Deng 等(1999)亦使用了报酬模型对研发活动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

Lev 和Ohlson（1982）认为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的结合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本文为稳健起见，同时采用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对每股社会贡献值这一社会责任业绩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

价格模型：

P _{i =}α₀ +α₁ EPS_{i +}α₂ BVPS_i +α₃ LnAsset_i +α₄ PerST_i +α₅ BTPerDiv_i +α₆ SCPS_i+ε  （1）

其中，P_i为公司i在2009年5月份的股票平均价格。在计算平均价格时，如公司i在2009年1月到2009年5月之间进行了股利分红或配股等事项，则作复权处理。本文未采纳以2009年4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价格作为因变量，是为避免研究结论受到股价非正常波动的影响。

在价格模型中，通常包括了基本每股收益(EPS)的自变量。而上交所规定的每股社会贡献值，由对股东、国家、员工、债权人、对社会的贡献和扣除对社会的损害等组成，即已包括了对股东的贡献——每股收益。为了避免模型中与每股收益的重复计算，亦为了更好研究公司对除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方的贡献的市场反应，本文将社会责任业绩变量SCPS_i 界定为：公司i在2008年度扣除基本每股收益后的每股社会责任值，由每股对国家、员工、债权人、对社会的贡献和扣除对社会的损害等构成。

另外，为了对社会贡献的各组成部分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模型中的SCPS社会责任业绩变量，将由上述对国家、员工、债权人和对社会的贡献等变量组合代替[2]，其模型如下：

 P _{i =}α₀ +α₁ EPS_{i +}α₂ BVPS_i +α₃ LnAsset_i +α₄ PerST_i +α₅ BTPerDiv_i +α₆ X1_i+α₇ X2_i +α₈ X3_i+α₉ X4_i +ε                                                          （2）

报酬模型：

Ret_i=β₀ +β₁ EPS_i +β₂ BVPS_i +β₃ △ESP _i +β₄ LnAsset_i+β₅ PerST_i +β₆BTPerDiv_it +β₇ SCPS_i+ε                                                      （3）

其中，Ret_i 为公司i从2009年1月第1个交易日至2009年4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股票市场回报率。因上交所仅在2008年12月31日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中，要求三类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因此，本文不同于其他文献所利用的报酬模型，未将股票市场回报率的时间窗口界定在年报当年的5月至次年的4月。同样，为了在报酬模型中分别检验对国家、员工、债权人和对社会的贡献等变量的价值相关性，构建模型如下：

Ret_i=β₀ +β₁ EPS_i +β₂ BVPS_i +β₃ △ESP _i +β₄ LnAsset_i+β₅ PerST_i +β₆BTPerDiv_it +β₇ X1_i+β₈ X2_i +β₉ X3_i+β₁₀ X4_i +ε                                （4）

根据现有的文献，为了控制公司规模、年度分红政策对股价的影响，在上述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中加入公司规模、年度分红等控制变量。其中，公司规模用公司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表述；年度分红政策包括送股、转增股本和现金红利等，本文将送股和转增股本合并表述为每股送转增股数。具体研究变量的定义如下表1：

表1                                  研究变量的定义

本文中的社会责任业绩数据，来自于上市公司200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关于每股社会贡献值部分的内容，并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具体详见本文第四部分）；其他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中；所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TATA 10.0。

四、样本选择与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数据描述

     （一）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披露情况分析

截止2009年4月31日，在沪市290家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中，计有76家上市公司披露了每股社会贡献值这一指标。在这76家公司中，A股公司75家，纯B股公司1家；属于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69家，自愿披露的公司7家；社会责任报告中有第三方鉴证的公司5家，无第三方鉴证的71家。由于每股社会贡献值为首次披露，各公司在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披露上存在如下表2的情况：

表2       2008年沪市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分利益相关方披露情况表

根据表2，除对股东的贡献为财务报告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损益”或“基本每股收益”项目中可获取外，对其他利益相关方贡献的计算，从披露数量和比例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利用现有的会计或内部统计资料计算社会贡献值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或难度，尤为突出的是环境污染社会成本的计算。缺乏企业环境污染社会成本信息下的社会责任信息无疑是不完全的，因此，解决环境污染社会成本的计量方法将有助于推动社会责任业绩的量化披露。

表3列示了2008年沪市上市公司在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和披露中，所存在的问题。

表3  2008年沪市上市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和披露所存在的问题

由表3可知，对每股社会贡献值披露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规范每股社会责任贡献值的计算范围、口径，并披露计算的具体过程。以此推进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可比性。由于存在计算范围、口径和披露的细化程度不一等需要规范的问题，降低了信息的可比性、可靠性。可预见：2008年年度的每股社会贡献值这一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将受到影响。

（二）样本的确定与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描述性统计

在披露社会责任贡献值的76家公司中，除11家公司的每股社会贡献值中未包括对股东的贡献值（即基本每股收益）外，其他的每股社会贡献值计算，因口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较少。为了保持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横向可比性，本文的研究样本将剔除11家每股社会贡献值中未包括对股东的贡献值的公司；因银行类公司在资产规模、营业收入方面具有行业特殊性，4家银行样本公司被剔除；B股市场与A股市场的市场背景不一，1家纯B股公司亦被剔除；为保持研究的可比性，将每股社会贡献值中包括了现金股利的2家、少数股东损益的2家、员工捐赠的1家、对经营户让利的1家；将每股社会贡献值中未包括对员工、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的贡献的1家、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处理错误的1家和未采用加权平均股本数计算每股社会贡献值的3家剔除，得出本文研究的样本数52家。

在这52家样本公司中，有16家公司未披露或未完全披露具体的每股社会贡献值计算过程，无法得到对国家、员工、债权人和社会等利益相关方的贡献。上述52家公司的社会责任贡献值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4所示：

表4                       样本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描述性统计表

注：(1) 对国家的每股社会贡献值X1=对国家的社会贡献值（向国家上交的税费等）/加权平均总股本数； (2) 每股收益对国家的贡献值X1₁ =对国家的每股社会贡献值X1 /EPS，引入X1₁变量的目的在于对各组成部分的社会贡献能与每股收益进行比较； (3) 对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贡献指标定义与对国家的贡献指标类似，本处不再重复； (4) 上述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从上表可知，样本公司的社会贡献，平均而言，除了对股东的贡献最大外，依次为对国家的贡献、对员工的贡献和对债仅人的贡献，而对社会的贡献，无论是以捐赠为代表的正面贡献还是以环境污染为代表的负面贡献，所占比重非常小。鉴于对社会的损害指标所采集的样本量仅为5，小于大样本数30，本文在以下研究中，不再研究环境污染等造成的社会成本这一部分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五、实证结果

（一）每股社会贡献值总体价值相关性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5列示了在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两种公式下，用社会责任业绩的综合指标—每股社会贡献值（扣除了基本每股收益），对公司股票价格、报酬率进行回归的结果。

表5                 每股社会贡献值总体价值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

注：表内数字为常数项和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括号中的值为t值；***：1%水平上显著；**：5%水平上显著；*：10%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为了防止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方差扩大因子(V IF) 法对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模型1和模型3中各变量的VIF最大值分别未超过7和8，可认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根据表5可知，无论在价格模型还是报酬模型中，扣除基本每股收益后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均显著性地影响了公司股票的定价和报酬率，呈正相关关系；基本每股收益亦在两种模型中具有显著性。说明投资者无论是对扣除基本每股收益后的每股社会贡献值，还是包括了基本每股收益的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均已纳入对公司股票的投资决策中；每股社会贡献值越高、对除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方贡献越大，市场给予的股票定价和回报率亦高。

从表5中亦可注意到：在价格模型中，控制变量每股净资产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实了源于Ohlson 模型的价格模型，与Ohlson模型的理论结论具有一致性。价格模型中，每股送转赠股数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报酬模型中，每股现金股利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股价至少在短期内受公司红利政策的影响。

（二）每股社会贡献值各组成部分价值相关性的多元回归分析

考虑到分项目对国家、员工、债权人和社会的贡献值的回归方程中，自变量较多，本文采用Stepwise逐步回归分析法，对模型2和模型4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剔除影响不重要的变量，所得结论如下表6所示，统计上不显著的变量未列出。

表6   为分项目对国家、员工、债权人和社会的贡献值的价值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

注：表内数字为常数项和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括号中的值为t值；***：1%水平上显著；**：5%水平上显著；*：10%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根据表6可知，每股社会贡献值各组成部分中，仅在价格模型中，每股对债权人的贡献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国家、员工和社会的贡献等社会责任业绩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推测造成上述这种现象的原因为：投资者并没有深入利用每股社会贡献值中各具体组成部分的信息含量，将社会责任业绩信息纳入投资决策还仅仅停留在对企业总体社会贡献值之上。

六、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本文对在上交所上市的76家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公司对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社会成本的信息披露比例仅为14%，制约了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进程；在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与披露上，存在计算范围、口径和披露的细化程度不一等需要规范的问题。

本文选择其中披露了对国家、员工、债权人和社会等贡献值的5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同时使用价值相关性研究中常用的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扣除了基本每股收益后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显著性地影响了公司股票的定价和报酬率，且呈正相关性。基本每股收益亦在两种模型中具有正的显著性；但是，在对每股社会贡献值各组成部分的价值相关性研究中，仅发现公司对债权人贡献这一信息在价格模型中具有正的价值相关性，证券市场对国家、员工和社会的贡献等信息的反映不具有显著性。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投资者已将公司的社会责任贡献值这一总体信息，纳入到对公司股票的投资决策中；每股社会贡献值越高、对除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方贡献越大，市场给予的股票定价和回报率亦高；但是，投资者并没有利用每股社会贡献值中各具体组成部分的信息。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业绩以每股社会贡献值为代理变量，研究了每股社会贡献值的价值相关性，为仅从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角度分析了对股价的反映，没有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反应。正如McWilliams等(2006) 的评论：使用股价作为财务业绩的计量亦有不足，因为只有财务利益相关者与股价有关联，而非财务利益相关者却与此无关，但非财务利益相关者依然受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影响。另外，限于可利用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在时间序列上仅为一期数据，较小的样本量可能会影响本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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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value relevence of social repsonsibilities performance of listed companies---taking the value of social contribution per share as example

Abstract：In the research on listed companies which first disclosed the value of social contribution per share in 2008 annual, It is found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disclosure of social cost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lowest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cope and specifications when measuring social contribution per share. Additionally, value relevance of social contribution per share and its components are analysed by price and return model respectively. Results show that in stock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Investors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value of social contribution per share and it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stock price and return. However, investors did not take advantage of information of each stakeholder's specific contribution except for its to creditors. 

Keywor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perform of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 value of social contribution per share; value relevance